重构常设机构规则
传统税制下，“常设机构”是连接企业经营活动与地方税权的核心纽带——只要企业在某地有厂房、办事处或固定经营场所，该地就能对其利润征税。可数字经济时代的“经营活动”早已突破物理边界：一家外卖平台可能没有线下门店，却通过骑手和商家网络覆盖全城；一家在线教育机构可能总部在北京，却通过直播课程让新疆、西藏的学生实时上课。这种“无实体存在”的持续经营，让传统常设机构规则成了“摆设”。
.jpg)
举个我去年处理的案例：某跨境数字音乐平台，总部在新加坡，服务器在荷兰，中国区用户超2亿，但在中国境内没有任何实体分支机构。当地税务部门想征税，却苦于找不到“常设机构”的抓手。后来我们参考OECD支柱一提出的“市场国征税权”思路，建议平台按中国用户收入的一定比例（比如5%）缴纳“市场服务费”性质的税款，这才让地方政府分到了一杯羹。这个案例说明，重构常设机构规则的核心，是从“物理存在”转向“经济存在”——只要企业在某地创造了显著的经济价值（如用户规模、市场份额），就应被视为在该地有“常设机构”，从而获得征税权。
具体怎么重构？国际上的探索主要有两种方向：一是“显著经济存在”标准，即判断企业在某地的用户收入、数据价值、合同数量是否达到一定阈值，比如欧盟提出的“数字服务税”（DST），就对全球年营收超7.5亿欧元、欧盟内超5000万欧元的数字企业，按广告收入、用户数据销售收入的3%征税；二是“虚拟常设机构”概念，即允许对持续开展数字化活动的企业（如电商平台、搜索引擎）推定存在常设机构，不考虑其物理形态。我国2021年施行的《印花税法》其实已有类似尝试，对“电子合同”按“书立”地征税，本质上就是对“无形交易”的地域确认。
但重构规则并非易事。去年我参与某省税务局的专题研讨时，有同志提出：“如果按用户数量征税，那企业会不会故意‘刷量’虚增用户所在地？”这确实是个现实挑战——规则重构必须配套“反避税”机制，比如要求企业披露用户地域分布数据，税务部门通过大数据交叉验证；对异常流量（如某地区用户短期激增）启动调查，防止企业人为操纵“经济存在”的认定。此外，还要避免“双重征税”，比如某平台在A省被认定为“常设机构”，在B省又被认定，就需要建立“税收抵免”机制，确保企业总体税负合理。
从长远看，常设机构规则的重构需要国际协调。毕竟数字企业是“跨国流动”的，如果各国各自为政，按不同标准征税，企业会陷入“合规地狱”。比如我国某短视频平台在东南亚拓展时，就曾因印尼、越南、泰国对“用户价值”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得不聘请三家税务顾问团队，分别制定申报方案。这背后反映的，正是国际税收规则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速度的现实。好在“双支柱”方案已提出“金额A”规则，要求跨国企业按全球利润的“剩余利润”分配给市场国，我国作为“市场大国”，应积极参与规则落地，推动常设机构重构向更公平、更高效的方向发展。
数据价值课税法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新的“石油”，更是地方税基的“隐形金矿”。用户在平台上的每一次点击、浏览、下单，都在产生数据价值；这些数据被企业用于精准营销、算法优化，最终转化为利润。但传统税制下，数据价值并未被纳入税基核算——企业会说“数据是自创的无形资产”，地方政府却明知“没有这些本地用户数据，企业哪来的利润？”。这种“数据价值与税基脱节”的现象，正是地方税基流失的重要原因。
2020年，我处理过某本地生活服务平台（类似美团）的税务争议。该平台在S省有3000万用户，年营收50亿元，但仅将10%的利润（5亿元）在S省缴纳企业所得税，理由是“技术研发中心在北京，利润主要来自无形资产”。我们调研发现，平台在S省的“用户画像数据”（如消费偏好、地域分布）占全国总量的40%，这些数据直接支撑了平台的广告推送和商家匹配功能——没有S省用户的数据，平台不可能获得如此高的广告收入。这个案例让我深刻意识到：数据价值是地方税基的“新支柱”，必须找到将其“显性化”的课税方法。
目前，国际上有三种主流的数据价值课税思路：一是“数据分成法”，即按企业利用本地数据创造的价值的一定比例征税。比如欧盟委员会曾提出“数字税”方案，要求企业按其在欧盟境内产生的数据价值的3%缴税，数据价值可通过“用户数量×平均贡献率”估算。二是“数据价值评估法”，借鉴无形资产评估的“收益法”“成本法”，对本地用户数据的市场价值进行量化。比如某社交平台在A省的用户数据，可通过“A省用户带来的广告收入×行业数据贡献率”来评估。三是“数据要素参与分配”，即允许地方政府以“数据所有权”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类似“土地入股”，但这种方式需要配套完善的产权制度，短期内较难落地。
但数据价值课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价值评估的技术壁垒”。去年我参与某市税务局的“数据价值课税试点”时，技术部门的同志就直言：“用户数据的价值怎么算？是按注册数，还是活跃度？不同行业的数据贡献率怎么确定？”这些问题确实棘手——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可复制性”，同一组数据可能被企业多次利用，价值评估容易失真。比如某电商平台的“用户购买数据”，既可用于推荐算法，也可用于供应链优化，还能卖给第三方做市场调研，不同场景下的价值差异极大。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技术+制度”双管齐下。技术上，可借助区块链的“存证溯源”功能，记录数据从产生到应用的完整链条，明确各环节的价值贡献；制度上，可建立“数据价值评估标准体系”，比如区分“基础数据”（如用户注册信息）和“衍生数据”（如用户画像），设定不同的评估参数。去年我们团队为某省税务局设计的“数据价值课税模型”，就采用了“分层评估法”：先按用户地域分布将全国数据分成“本地数据池”，再按行业平均“数据贡献率”（如电商行业数据贡献率约15%-20%）计算本地数据价值，最后乘以企业利润率得出应税基数。这个模型在试点中，让地方政府对数字企业的税收分成提升了30%左右，企业也因规则透明而接受了结果。
利润分配动态化
传统税制下，企业利润分配主要依赖“公式分摊法”，即按资产、销售额、员工人数等固定比例，将全球利润分配给各国（地区）。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价值创造”是动态的、跨区域的——某搜索引擎可能在A省只有10%的员工，却贡献了50%的利润，因为A省的用户搜索量占全国60%；某直播平台可能在B省没有分公司，却通过本地网红的“流量带货”创造了大量利润。这种“价值创造与要素投入的不匹配”，让固定公式分摊法难以体现“经济实质”，导致地方税基分配不公。
2021年，我遇到一个典型的“利润分配失衡”案例：某跨国云计算企业在华业务，90%的服务器部署在内蒙古（电价低），研发中心在上海（人力成本高），但90%的利润却通过“技术许可费”转移到了新加坡总部。地方政府（尤其是上海）很委屈：“我们提供了高端人才，凭什么分不到利润？”这个案例暴露出传统公式分摊法的僵化——它只看“静态要素”（资产、员工），却忽视了“动态价值”（用户、数据、市场环境）。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推动利润分配“动态化”。国际上的前沿探索是“剩余利润分割法”（Residual Profit Splitting），即先按传统要素（资产、员工）分配“常规利润”，再将剩余的“超额利润”按“市场贡献”分配给各国（地区）。比如OECD支柱一提出的“金额A”，就是要求跨国企业将全球剩余利润的25%，按“市场国销售额、用户数、员工数”三个指标分配给市场国。我国在“数字服务税”试点中，也引入了类似思路：对平台企业的“广告收入、用户数据销售收入”，先按20%的常规利润率计算常规利润，剩余利润按“用户地域分布”分配给各地。
动态化分配的关键，是构建“多维度价值指标体系”。去年我们为某电商平台设计的“利润分配模型”，就包含了5个动态指标：用户规模（权重30%）、订单密度（权重25%）、物流配送量（权重20%）、本地商家数量（权重15%）、数字服务使用率（权重10%）。这些指标每月更新，确保利润分配能实时反映各地区的“价值贡献”。比如某季度，该平台在C市的用户规模占比从15%升至20%，订单密度从10%升至15%，那么C市分到的利润就从5%提升到了8%。这种动态调整，让地方政府看到了“努力就有回报”，也更愿意配合企业的数据申报工作。
当然，动态化分配也面临“数据获取难”和“指标权重争议”的挑战。一方面，企业可能不愿公开详细的用户、订单数据，担心商业秘密泄露；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对指标权重的诉求不同——经济发达地区可能更看重“用户质量”，欠发达地区可能更看重“用户数量”。这就需要建立“数据共享+协商机制”：税务部门可通过“税务数据云平台”获取企业脱敏数据，同时成立由地方政府、企业、专家组成的“利润分配协商委员会”，定期调整指标权重。比如我们在某省试点时，就曾根据县域经济的特点，将“本地商家数量”的权重从15%提升至25%，有效平衡了不同地区的利益诉求。
税收征管数字化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交易是“电子化”“碎片化”“跨境化”的——一笔直播带货可能涉及主播、平台、商家、物流公司等多方，支付通过第三方完成，发票可能开在多个省份。这种“交易链条的复杂化”，让传统“以票控税”“人工稽查”的征管模式力不从心：税务部门想查企业的真实收入，却可能被“阴阳合同”“私户收款”躲过；想确定税基归属，却可能因“数据孤岛”而无法追踪交易流向。可以说，征管能力跟不上数字经济的速度，是地方税基流失的“技术性梗阻”。
2019年，我参与过某市税务局的“直播电商税收专项整治”行动。当时某头部主播的直播间，单场GMV（商品交易总额）超1亿元，但税务部门核查发现，其企业只申报了2000万元收入，其余8000万元通过“个人独资企业”核定征收，税负率从25%降至3%以下。更麻烦的是，这些收入分散在20多家合作商家的对公账户和主播的个人账户，税务部门花了3个月时间，才通过银行流水、物流记录、平台数据交叉比对，还原了真实的交易链条。这个案例让我深刻体会到：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征管，必须“向科技要效率”。
“金税四期”的上线，正是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关键一步。与金税三期相比，金税四期最大的突破，是实现了“税务数据+非税数据”的互联互通——不仅能获取企业的发票、申报数据，还能对接银行流水、社保缴纳、工商登记、平台交易等数据，形成“企业数字画像”。比如某电商平台，其店铺的“开票金额”“银行收款”“物流单量”“用户评价”会在金税四期系统中自动比对，如果“开票金额”远低于“银行收款”，系统会自动预警，税务部门就能快速介入核查。这种“数据驱动”的征管模式，让企业“逃税漏税”的空间被大幅压缩。
但数字化征管不能止步于“数据整合”，更要向“智能分析”升级。去年我们团队为某税务局开发的“数字经济税基监测系统”，就运用了机器学习算法：通过分析企业的“用户增长率”“复购率”“客单价”等指标，预测其潜在收入；通过对比同行业“数据贡献率”（如某类企业的本地用户数据价值占比），判断其利润分配的合理性。比如某外卖平台，系统监测到其本地用户订单量同比增长50%，但申报利润仅增长10%，就会触发“税基异常”预警，税务部门可要求企业说明原因。这种“预测性征管”，从“事后处罚”转向“事中监管”，更能保障地方税基的及时足额入库。
数字化征管的另一关键，是“跨部门协同”。数字经济的交易链条涉及市场监管、税务、银行、通信等多个部门，如果各部门数据不互通，就会出现“监管盲区”。比如某共享单车企业，用户押金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收取，车辆投放由城管部门审批，税务部门要核实其收入，就需要对接支付数据和城管数据。去年某省建立的“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就打通了12个部门的数据接口，税务部门可实时获取企业的“社保缴纳人数”“用电量”“平台交易量”等信息，有效解决了“数据孤岛”问题。这种“协同共治”，正是数字经济时代税收征管的大势所趋。
区域税权再平衡
地方税基公平，不仅涉及“如何分配”，更涉及“谁来分配”——即税权的划分。我国现行税制下，地方主体税种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为主，但这两个税种都是“共享税”，中央与地方按固定比例分成（如增值税中央50%、地方50%）。数字经济时代，随着企业利润向总部集中、税基向少数地区流动，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面临着“税基流失”与“税权不足”的双重困境：想征税，却没有相应的税权；想分成，又受制于固定比例。
2022年，我参与过某西部省份的“税权保障”调研。该省有一家新能源数字平台，年营收超百亿元，但因其总部设在东部沿海，该省仅能分到“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25%）约2亿元。而该省为支持平台发展，提供了土地、税收优惠、人才补贴等政策，总投入超10亿元，明显“得不偿失”。当地财政局局长感叹：“我们像‘种树人’，辛辛苦苦培育了企业，果实却让别人摘走了。”这个案例折射出现行税权划分对地方的不公——数字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能“虹吸”税基；数字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反而成了“税基输出地”。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推动“区域税权再平衡”。核心思路是：赋予地方政府更多与数字经济匹配的税权，比如“数据税”“数字服务税”的征收权，或允许地方政府在共享税中“动态分成”。国际上，美国各州对“数字经济”有独立的“销售税”征收权，比如加州对亚马逊、Netflix的数字服务按7.25%征税；欧盟部分国家也试点了“数字服务税”，税率在3%左右，收入全部归地方。我国可借鉴这些经验，在条件成熟时，允许地方政府开征“数字经济地方附加税”，比如在增值税基础上加征1%-2%，专门用于弥补地方税基流失。
税权再平衡的另一关键，是“建立跨区域税收分配机制”。数字经济企业的经营活动往往跨越多个行政区域，如果仅由“注册地”征税，会导致“税收与税源背离”。比如某电商平台，用户在A省下单，商品从B省发货，支付由C省处理，按现行税制，所有税收都归注册地（D省），A、B、C三省“颗粒无收”。这就需要建立“税收分配协调机制”，比如按“用户贡献”“物流贡献”“支付贡献”等指标，将税收在各地之间分配。去年长三角地区试点的“跨区域税收分享机制”，就规定对跨省经营的数字经济企业，按“三省一市”的用户数量、订单金额等指标分配税收，有效缓解了“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
当然，税权再平衡不能忽视“恶性竞争”的风险。如果地方政府为了争夺税基，盲目降低税率、搞“税收洼地”，会导致“逐底竞争”，破坏全国税制统一。比如某地曾对直播电商企业实行“核定征收，税负率1%”的政策，虽然短期内增加了地方收入，但吸引了大量企业“空壳注册”，扰乱了市场秩序。因此，税权再平衡必须配套“税收竞争约束机制”，比如设定“最低税率红线”，建立“税收政策备案制”，由财政部、税务总局对地方出台的数字经济税收政策进行审核，防止恶性竞争。只有“放活”与“管好”相结合，才能实现区域税权的公平与效率。
政策协同长效化
数字经济是全球性经济，其税基分配问题不可能靠一国一地解决。从国际上看，跨国数字企业通过“转移定价”“无形资产避税”等手段，每年导致全球税基流失超2400亿美元（OECD数据）；从国内看，不同地区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政策不统一，企业容易“钻空子”。比如某直播平台，在A省按“查账征收”缴税（税率25%），在B省按“核定征收”缴税（税率3%），就会选择将利润转移至B省。这种“政策碎片化”，让地方税基公平成了“空中楼阁”。
2020年，我处理过一起“跨省税收争议”：某互联网教育企业在北京（总部）、上海（研发中心）、西安（运营中心）都有布局，北京、上海按“实际经营地”对其利润征税，西安却认为“用户主要来自中西部，应按用户比例分税”。三方争执不下，最终税务总局通过“全国税收协调机制”介入，才按“三地贡献比例”解决了分配问题。这个案例说明：数字经济税基公平，需要“央地协同”“区域协同”“国际协同”的长效机制，否则各唱各的戏，最终谁也分不到“蛋糕”。
国际协同方面，“双支柱”方案的落地是关键。支柱一（金额A）旨在重新分配跨国企业的剩余利润，支柱二（全球最低税）旨在防止税基向低税率地区转移。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比如推动“金额A”在我国的落地细则，明确“市场国”的认定标准和利润分配比例；同时落实全球最低税（15%），防止国内企业将利润转移至“避税天堂”。去年我国已宣布加入“全球最低税”框架，下一步需加快国内立法，确保政策与国际规则衔接。
国内协同方面，需建立“央地税收协调机制”。比如成立“数字经济税收协调委员会”，由财政部、税务总局牵头，各省（区、市）税务部门参与，定期召开会议，解决跨区域税收分配争议；制定《数字经济税收分配指引》，明确“用户数据价值”“利润分配动态调整”等核心要素的计算方法，统一各地执行标准。去年我们团队为某省税务局设计的“跨区域税收分配模型”，就通过“中央备案+地方协商”的方式，有效解决了与周边省份的税基划分争议。
政策协同的另一个重点是“动态调整”。数字经济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迭代极快，今天的政策可能明天就滞后。比如去年爆火的“AI生成内容”（AIGC），其价值创造、利润分配方式与传统数字产业完全不同，如果政策不及时调整，就会产生新的税基不公。这就需要建立“政策评估与修订机制”，比如每两年对数字经济税收政策进行一次全面评估，根据技术发展和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税基认定、税率设置、征管措施等。只有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才能确保地方税基公平的“长效性”。
## 总结与前瞻 数字经济时代的地方税基公平，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规则重构—价值课税—利润分配—征管升级—税权平衡—政策协同”六个维度协同发力。回顾这20年的财税实践，从“纸质发票”到“电子发票”，从“人工稽查”到“智能征管”，从“属地管理”到“跨域协同”，我们一直在追赶数字经济的步伐。但必须承认，税基公平没有“终点站”，只有“加油站”——技术的进步、商业模式的创新，会不断带来新的挑战，也需要我们持续探索新的解决方案。 前瞻未来，我认为有三个方向值得关注：一是“数据要素市场化”与“税基公平”的深度融合，随着数据被列为生产要素，其价值评估、产权归属、交易规则等制度完善，将为数据价值课税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二是“AI技术在税收征管中的深度应用”，比如通过AI算法实时监测企业的“数据流”“资金流”“货物流”，实现“无感监管”和“精准征税”；三是“全球税收治理体系的重构”，在“双支柱”方案的基础上，未来可能出现更多针对数字经济的国际税收规则，我国应积极参与其中，争取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作为一名财税从业者，我深知地方税基公平不仅关系到财政收入，更关系到社会公平和区域协调发展。我们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看“短期利益”，也要看“长期发展”。只有让地方税基在数字经济中“稳得住、分得公、用得好”，才能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财税保障。 ## 加喜财税招商企业见解 加喜财税招商企业深耕财税领域12年，服务过超5000家数字企业，深刻体会到数字经济时代地方税基公平的复杂性与紧迫性。我们认为，实现公平税负需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推动“规则创新”，如“显著经济存在”标准落地，让地方政府对本地创造的数字价值拥有征税权；二是强化“技术赋能”，通过大数据、区块链构建“数据溯源+价值评估”体系，解决数据价值课税难题；三是优化“税权配置”，在央地共享税框架下，建立与数字经济贡献挂钩的“动态分成机制”，避免税基流失。唯有如此，才能让地方财政从“数字红利”中公平受益，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财税根基。.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