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如何认定
企业名称侵权的核心在于“混淆可能性”，即侵权行为是否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被侵权企业与侵权企业存在特定联系。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认定企业名称侵权需综合考量三个核心要素：名称的相似度、商品/服务的关联性、侵权人的主观恶意。这三个要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需要结合具体案情进行系统判断，实践中任何一个要素的缺失都可能导致侵权认定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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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名称相似度的判断是侵权认定的基础。这里的“名称”不仅包括企业全称，还涵盖字号（即企业名称中除行政区划、行业表述、组织形式外的核心部分）、简称及特定简称。法院通常会采用“音、形、义”对比法：发音上，是否使用相同或近似的读音，如“喜茶”与“喜茶多多”；字形上，是否使用相同或近似的汉字，如“老干妈”与“老干爹”，或是否增删笔画、使用谐音字（如“娃哈哈”与“娃哈娃”）；含义上，是否指向同一概念或具有高度联想性，如“百度”与“百度一下”。值得注意的是，名称相似度并非要求完全一致，只要足以造成混淆即可。例如在“星巴克诉星巴克咖啡馆案”中，法院认为虽然侵权企业名称为“星巴克咖啡馆”，但与“星巴克咖啡公司”的字号、读音高度相似，且“星巴克”本身已具有较高知名度，相关公众容易产生混淆，最终认定构成侵权。
其次，商品或服务的关联性直接影响混淆可能性的大小。即使名称完全相同，但如果双方处于不同行业、地域隔离且消费者群体无重叠，也可能不构成侵权。例如“北京同仁堂”与“南京同仁堂”，虽字号相同，但因历史渊源及分别经营药品与保健品，法院认定双方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反之，若双方处于相同或类似行业，或存在上下游关联，混淆可能性将显著增加。例如在“新百伦诉纽百伦案”中，被告将“新百伦”注册为企业名称并用于运动鞋销售，因与原告“新百伦”（New Balance）的运动鞋业务高度关联，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停止使用并赔偿损失。实践中，行业关联性判断需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同时考虑消费者的认知习惯——即使行业分类不同，若实际经营的商品或服务功能、消费群体重合，仍可能被认定为关联。
最后，侵权人的主观恶意是加重侵权责任的重要考量因素。恶意通常表现为明知或应知他人享有在先权利，仍故意注册或使用相同/近似名称。例如，被侵权企业名称具有一定知名度后，侵权者在同一地域、同行业注册近似名称；或侵权者曾与被侵权企业存在合作、雇佣关系，后擅自使用企业名称。在“海底捞诉河底捞案”中，被告“河底捞”的经营者承认曾接触过“海底捞”的品牌，且其门店装修、服务模式刻意模仿，法院据此认定其具有明显恶意，判决停止侵权并赔偿50万元。反之，若侵权者能证明名称注册具有合理依据（如地域性历史名称、行业通用表述），且无攀附商誉的主观意图，可能不构成侵权或承担较轻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恶意认定需结合证据，仅凭推测难以成立，这也是企业维权中需重点突破的一环。
证据怎么收集
证据是司法保护的“弹药”，企业名称侵权案件的结果往往取决于证据的完整性与证明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证据包括书证、物证、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其中对企业名称侵权案件最具价值的证据体系包括：权属证据、侵权证据、损失证据及知名度证据。许多企业在维权初期因证据意识薄弱，导致关键证据缺失，最终陷入“有理无据”的被动局面。我曾遇到一个餐饮客户，发现外地门店盗用其品牌后，第一时间前来咨询，却因未能保留早期的宣传合同、消费者误认的聊天记录，最终只能调解结案，赔偿金额远低于预期。因此，系统、规范的证据收集是企业维权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权属证据是证明企业名称合法性的基础，主要包括《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营业执照》、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等官方文件。若企业名称经过长期使用已具有一定知名度，还需补充名称注册时间、使用范围的历史证明，如早期的购销合同、税务登记表、银行开户许可证等。对于通过受让获得名称权的企业，需提供名称转让协议及工商变更登记证明。值得注意的是，权属证据需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例如若主张“XX”字号自2010年起具有知名度，需提供2010年至今的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若有）、历年审计报告等，以证明名称的持续使用情况。实践中，部分企业因名称变更未及时办理工商登记，导致权属证明存在瑕疵，需提前通过补正程序完善，避免在诉讼中被对方质疑名称的合法性。
侵权证据是证明侵权行为存在的核心，需具体、客观地反映侵权者使用相同/近似名称的事实。常见的侵权证据包括：侵权企业的营业执照（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并公证）、侵权产品的实物（购买后封存并保留购物凭证）、宣传资料（如宣传册、网页截图、广告视频）、销售合同、发票等。对于线上侵权，需通过时间戳认证、区块链存证等方式固定网页链接、交易记录；对于线下侵权，建议委托公证处进行现场公证（如购买侵权产品、拍摄门店门头照片）。在“某连锁火锅店诉某火锅店案”中，我们通过公证处对侵权门店的门头、菜单、员工制服进行了现场取证，并调取了该门店的线上外卖平台信息，清晰展示了侵权名称的使用情况，法院最终采信了全部证据，支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电子证据的收集需注意其原始性与完整性，例如网页截图需显示完整的网址、时间，避免通过PS等工具修改，否则可能因证据瑕疵被法院排除。
损失证据是主张赔偿金额的重要依据，包括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多为因侵权导致的销售额下降、利润减少，需提供侵权前后的财务报表、纳税申报表、销售合同、客户流失证明等；间接损失则体现为商誉损害，如品牌知名度调查报告、消费者投诉记录、媒体负面评价等。若企业难以精确计算损失，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提供侵权者的获利证据（如其财务报表、行业平均利润率）或参考类似案例的赔偿数额。此外，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开支（如公证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也可一并主张，这部分费用需提供正式发票，且需与侵权行为具有直接关联。我曾处理过一个科技企业名称侵权案，客户因侵权行为导致一个重要项目流产，我们通过调取项目合同、客户沟通记录、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了间接损失达200万元，最终法院支持了全部赔偿请求。
知名度证据是强化混淆可能性的“催化剂”，尤其当企业名称未注册为商标时，知名度是主张“企业名称权”的重要支撑。知名度证据包括：广告投放合同及发票（传统媒体如电视、报纸，新媒体如抖音、微信公众号）、媒体报道（权威报纸、行业杂志的正面报道）、获奖证书（如“中国驰名商标”“行业领军企业”）、消费者调查问卷（显示被侵权企业名称在相关公众中的认知度）、电商平台销量数据（如天猫、京东的销量排名）等。在“老字号企业诉侵权案”中，我们收集了企业自创立以来的所有历史文献、历代领导人题词、消费者赠匾照片等，证明了企业名称具有百年历史和文化价值，法院据此认定侵权行为严重损害了老字号商誉，判决侵权者承担高额赔偿。知名度证据需形成时间轴，清晰展示名称知名度的积累过程，避免“临时抱佛脚”——诉讼前才集中投放广告，反而可能被法院认定为“突击制造知名度”。
谁来提起诉讼
“谁来告”是企业名称侵权维权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即原告是否具备提起诉讼的资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起诉必须符合“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条件。在企业名称侵权案件中，直接利害关系人通常包括名称权人、利害关系人及特定情形下的继受主体，不同主体的起诉资格需结合名称权属、权利转让、授权使用等法律关系综合判断。实践中，因主体不适格导致的驳回起诉案例占比约15%，因此明确诉讼主体是维权的前提，否则即使证据充分，也可能因程序问题“功亏一篑”。
企业名称权人是当然的原告，即依法注册并使用该企业名称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需注意的是，名称权人需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而非以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个人名义。例如在“某科技公司诉某贸易公司案”中，原告为A科技公司，其法定代表人B因不满侵权行为，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法院以“原告非权利人”为由裁定驳回，后A公司作为权利人重新起诉才获支持。名称权人起诉时需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证明其主体资格；若企业名称经过变更，还需提供变更登记证明，确保名称的连续性。对于分公司、分支机构，虽然其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但若以自己名义使用企业名称并遭受侵权，可由总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或由分公司以“负责人”名义起诉，但需提交总公司的授权委托书。
利害关系人在特定情形下也可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主要包括被许可使用人、独占被许可人、排他被许可人及名称权的继受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参照适用名称权纠纷），独占被许可人可自行起诉；排他被许可人在商标权人不起诉的情况下可起诉；普通被许可人需经商标权人（名称权人）授权方可起诉。例如在“某连锁品牌加盟商案”中，加盟商发现本地门店盗用品牌名称，但因仅为普通被许可人，需先取得总公司的《授权起诉书》，否则法院将不予受理。名称权的继受主体则指通过受让、合并、分立等方式获得名称权的主体，例如A公司合并B公司后，可对B公司名称权遭受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但需提供合并协议及工商变更证明。实践中，部分企业因名称权转让未办理登记，导致受让人起诉时被质疑权利归属，因此建议名称权转让后及时到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避免争议。
在集团化经营或特许经营模式下，母公司或品牌授权方往往需要协调多家关联主体共同维权。我曾处理过一个连锁餐饮品牌的侵权案，品牌方发现某加盟店私自将“XX火锅”改为“XX老火锅”，并扩大经营区域，导致多家加盟店客户混淆。此时，品牌方作为名称权人，可直接起诉侵权店；若加盟店因此遭受损失，可由加盟店以“利害关系人”身份提起附带诉讼，或由品牌方在诉讼中主张赔偿加盟店的损失。这种“主诉+从诉”的模式既能提高维权效率，又能全面覆盖损失。但需注意，多个原告需共同起诉或分别起诉，法院可根据案情决定合并审理；若部分原告放弃诉讼权利，需出具书面说明，否则可能影响判决结果。
对于名称权被侵害后，权利人未起诉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提起公益诉讼，例如侵权行为涉及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领域。但在普通企业名称侵权案件中，公益诉讼的适用空间较小，更多需依赖权利人主动维权。此外，若企业名称权因企业注销而消灭，注销前未解决的侵权纠纷，可由清算组或原权利人的继承人（自然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但需提供企业注销证明、清算报告或继承权证明等文件。实践中，企业注销后名称权归属问题常引发争议，建议企业在注销前对名称权进行清算或转让，避免“死而不休”的法律风险。
去哪提起诉讼
“管辖法院的选择”是企业名称侵权诉讼中的程序性关键，直接关系到诉讼成本、举证便利及判决执行的效率。《民事诉讼法》对侵权案件的管辖作出了明确规定，企业名称侵权作为特殊类型的侵权纠纷，需结合侵权行为地、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等因素综合判断。实践中，不少企业因对管辖规则不熟悉，选择了“不方便管辖”的法院，导致异地诉讼成本激增，甚至因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判决结果。我曾遇到一个广东企业，因名称侵权选择侵权行为地（某内陆省份）法院起诉，因距离远、取证难，最终耗时两年才结案，赔偿金额也因维权成本过高而大打折扣。因此，精准选择管辖法院，是提升维权效率的重要一步。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企业名称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如侵权企业注册地、主要经营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如消费者混淆地、商品销售地）。被告住所地则指被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注册地。例如，A公司（注册于北京）发现B公司（注册于上海）通过电商平台使用近似名称销售同类产品，消费者遍布全国，此时侵权行为实施地为上海，侵权结果发生地为全国多地，原告可选择向上海（被告住所地）或北京（原告住所地，若侵权结果发生地包含北京）法院起诉。若侵权企业有多个经营场所，原告可选择其中任一侵权行为实施地法院起诉，以降低取证难度。在“某电商平台名称侵权案”中，我们选择在原告所在地法院起诉，因电商平台服务器位于当地，调取侵权证据更便捷，法院最终支持了我们的管辖异议申请，保障了诉讼效率。
级别管辖是选择基层法院、中级法院还是高级法院的重要依据，主要根据案件影响范围和标的额确定。根据《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企业名称侵权案件一般由基层法院管辖，但以下情形可由中级法院管辖：案件标的额较大（各省标准不同，通常为5000万元以上）；案情复杂，涉及跨区域侵权或重大社会影响；涉外案件或涉及驰名名称的案件。例如在“某老字号企业诉全国多地侵权企业案”中，因侵权企业分布10余个省份，标的额达2亿元，我们选择向省级法院提起诉讼，最终由中级法院管辖，有效整合了证据资源，提高了审判效率。实践中，企业需结合自身案件情况，参考《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标准的规定》，合理选择级别管辖，避免因级别不当导致“告状无门”。
专属管辖是针对特定案件的特殊规定，优先于一般管辖规则。企业名称侵权案件若涉及合同纠纷（如名称许可使用合同被侵权），且合同中明确约定管辖法院，可优先适用专属管辖。例如A公司与B公司签订《品牌许可协议》，约定“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由A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后B公司超范围使用名称，A公司可直接向自身所在地法院起诉，无需考虑侵权行为地。但需注意，专属管辖的约定需明确、具体，若仅约定“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而未明确具体法院，可能因约定不明被认定为无效。此外，若名称侵权涉及不动产（如侵权企业使用名称的不动产），则需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但此类情形在企业名称侵权中较为罕见。
协议管辖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但需符合法定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企业名称侵权若源于合同纠纷（如名称转让合同、加盟合同），双方可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管辖法院，且约定需采用书面形式。例如在“某加盟品牌名称侵权案”中，加盟合同中约定“因品牌使用产生的争议由品牌方所在地法院管辖”，后加盟店私自更改名称，品牌方即可依据约定向自身所在地法院起诉，无需再考虑侵权行为地。但需注意，协议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例如基层法院无权受理标的额超过其管辖范围的案件，即使双方约定由基层法院管辖，仍可能因级别不符被移送。因此，在签订合同时，建议企业咨询专业律师，确保管辖条款合法有效，为未来维权预留“绿色通道”。
告什么内容
诉讼请求是企业名称侵权诉讼的“目标清单”，直接关系到法院的判决结果和企业的维权效果。一份清晰、明确的诉讼请求不仅能帮助法院快速把握争议焦点，还能避免因请求不明导致的“漏判”或“改判”。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民法典》等相关规定，企业名称侵权的诉讼请求通常包括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消除影响三类，每类请求需结合具体案情细化，避免笼统表述为“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实践中，不少企业因诉讼请求设计不当，导致即使胜诉也无法获得全面救济，例如仅要求“停止使用名称”但未明确“销毁侵权产品”，导致侵权者继续销售库存商品，损害持续扩大。
停止侵权是最基础、最核心的诉讼请求，旨在制止侵权行为的持续发生。具体而言，可细化为：判令侵权企业立即停止使用与原告相同或近似的企业名称；判令侵权企业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变更后的名称不得包含与原告相同或近似的字号；判令侵权企业销毁带有侵权名称的包装、装潢、宣传资料等。在表述时，需明确侵权名称的具体内容，例如“判令被告停止使用‘XX市XX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后的名称不得包含‘XX’字号”，而非笼统要求“停止侵权”。此外，对于线上侵权，还需请求判令侵权企业删除电商平台、社交媒体上的侵权信息，关闭使用侵权名称的网站、小程序等。在“某连锁便利店诉侵权案”中，我们不仅要求被告停止使用“XX便利店”名称，还请求判令其拆除所有门店门头、更换员工制服、删除外卖平台上的侵权信息，全面杜绝了混淆可能性，有效保护了客户资源。
赔偿损失是弥补企业经济损失的重要手段，也是侵权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确定；实际损失和侵权利益难以计算的，参照该权利使用费合理倍数确定。赔偿请求需提供具体的计算依据，例如：若按实际损失主张，需提供侵权前后的销售数据对比、利润减少证明；若按侵权获利主张，可请求法院调取侵权企业的财务报表，或参考行业平均利润率计算；若按许可使用费倍数主张，需提供类似名称的许可合同作为参考。此外，还可主张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开支，如公证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等，这部分费用需提供正式发票，且需与侵权行为具有直接关联。在“某科技公司名称侵权案”中，我们通过对比侵权前后的客户订单数据，证明直接损失达300万元，同时主张了20万元的律师费和公证费，法院最终支持了全部赔偿请求，有效弥补了客户的损失。
消除影响是修复企业商誉的重要措施，尤其当侵权行为对原告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造成负面评价时，可请求判令侵权企业在公开媒体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声明的内容需经法院审核，不得含有侮辱、诽谤性言论，且需在影响范围内发布——例如侵权行为主要在本地市场，则需在本地报纸、电视台或主流媒体上发布；若涉及全国范围，则需在国家级媒体或全国性电商平台发布。声明的发布期限通常为1-3个月，具体期限根据侵权行为的恶劣程度、影响范围确定。在“某老字号企业诉侵权案”中，因侵权者恶意模仿老字号名称并销售劣质产品，导致消费者误认为老字号质量下降，我们请求判令侵权者在《中国工商报》及全国性电商平台首页发布声明，连续3个月澄清事实，有效消除了负面商誉，恢复了老字号的市场形象。需要注意的是，消除影响请求需提供证据证明商誉受损的事实，如消费者投诉记录、媒体负面报道、客户流失证明等，否则可能因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
惩罚性赔偿是针对恶意侵权、情节严重的案件的特殊赔偿制度，旨在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戒力度。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适用惩罚性赔偿需满足“故意侵权+情节严重”两个条件：故意侵权指侵权人明知或应知他人享有在先权利，仍实施侵权行为；情节严重指侵权行为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不超过实际损失的5倍，具体倍数需综合考虑侵权人的主观恶意、侵权情节、损害后果等因素。在“某知名奶茶品牌诉侵权案”中，侵权者明知原告“XX奶茶”具有较高知名度，仍在全国范围内开设30余家“XX奶茶”加盟店，法院认定其构成恶意侵权且情节严重，最终判决惩罚性赔偿2倍，即实际损失1000万元，赔偿总额达2000万元。实践中，企业主张惩罚性赔偿需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侵权人的恶意和情节严重，如侵权者的历史侵权记录、与被侵权人的竞争关系、侵权规模等，否则可能因证据不足无法获得支持。
赢了怎么执行
“打赢官司只是第一步，拿到赔偿才是维权成功的关键”——这是我在企业名称侵权维权中常对客户说的话。据统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执行到位率约为75%，仍有25%的案件因被执行人无财产、转移财产或抗拒执行导致“法律白条”。企业名称侵权案件的执行难点在于：侵权者多为中小企业，财产规模小；部分侵权者收到判决后迅速注销企业、转移资产；异地执行成本高、效率低。我曾遇到一个餐饮客户，胜诉后侵权者将门店设备低价转让给亲戚，并注销公司，导致判决无法执行，客户最终仅拿到10%的赔偿款。因此，执行阶段的策略与准备，直接关系到维权成果的最终实现。
财产线索的查找是执行的首要任务，需在诉讼阶段就提前布局，避免“赢了官司输了钱”。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法院可查询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但若企业未提供明确线索，法院可能因“查找成本高”而消极执行。因此，原告在起诉时就应申请法院签发《调查令》，或自行收集侵权者的财产线索，如银行账户（通过交易合同、发票获取）、房产信息（通过“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车辆信息（通过“车管所”查询）、知识产权（如商标、专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查询）等。在“某科技公司执行案”中，我们在诉讼阶段就通过侵权者的电商平台后台数据，获取了其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账户，判决生效后立即申请法院冻结，最终成功划扣200万元赔偿款。此外，对于异地执行的案件，可委托当地律师或调查机构协助查找财产，提高执行效率。
行为执行是名称侵权案件的特殊难点，尤其当判决内容涉及“停止使用名称”“变更名称”时。部分被执行人收到判决后，表面上变更名称，实则继续使用原名称进行经营活动，或通过“换马甲”方式（注销原公司，注册新公司）逃避执行。针对此类情况，原告可向法院申请“行为执行令”，要求法院强制被执行人变更名称，并对其拒不执行的行为采取罚款、拘留措施。在“某连锁品牌执行案”中，侵权者在判决后仅将“XX火锅”改为“XX老火锅”，门店门头、菜单仍使用原名称，我们立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最终责令其拆除所有侵权标识，并对法定代表人处以5万元罚款，有效遏制了其侥幸心理。此外，对于“换马甲”逃避执行的行为，原告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申请执行被执行人的原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若其存在抽逃出资、滥用法人独立地位等情形，可要求其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执行异议与复议是应对被执行人对抗执行的重要程序，需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被执行人可能对财产查封、执行标的等提出异议，例如主张查封的财产系其唯一生活必需品，或执行标的不属于其财产。此时，原告需在收到执行异议通知书后15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通过诉讼程序确认异议是否成立。在“某餐饮企业执行案”中，被执行人主张查封的厨房设备系其家庭共同财产，要求解除查封，我们通过提供设备购买发票（以公司名义购买）、租赁合同（公司签订）等证据，证明设备为公司财产，法院最终驳回了被执行人的异议请求。此外，若对执行法院的裁定不服，可在10日内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例如对执行标的评估价格不服，可申请重新评估，确保执行标的的公平性。
执行和解是化解执行矛盾、快速实现债权的有效方式，尤其当被执行人确实存在履行困难时。和解协议需明确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如分期付款、以物抵债）及违约责任，并经法院确认后具有法律效力。在“某中小企业执行案”中，被执行人因疫情影响经营困难，一次性无法支付100万元赔偿款，我们与其达成和解协议：先支付30万元，剩余70分6个月付清，若逾期未付，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协议达成后，被执行人按期履行，避免了因强制执行导致其破产倒闭，双方矛盾也得以化解。需要注意的是，和解协议需自愿合法，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若被执行人虚假和解、拖延履行，原告可申请恢复执行，并要求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