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19年刚帮一个科技团队注册公司时，创始人老张特意叮嘱我：“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股东信息，这些数据能不能别随便给别人用？”我当时没太在意，觉得税务部门收集数据是为了监管，哪有“所有权”一说。直到两年后，老张的公司因为业务拓展需要融资，投资人调取工商注册信息时，发现他们的联系方式已被第三方平台“爬取”，精准推销起了财税服务。老张这才意识到：原来在工商注册这个看似简单的流程里，税务部门收集的每一项数据——从身份证号到银行账户，从经营范围到注册资本——都可能成为被争夺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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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被称为“新石油”，而税务部门在工商注册环节掌握的，恰恰是企业最核心的“初始数据资产”。据市场监管总局统计，2023年全国日均新增企业2.2万户，每家企业注册时至少向税务部门提交15项以上数据。这些数据不仅是税务监管的依据，更可能被用于信用评价、银行放贷、商业决策等场景。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是：这些数据的资产所有权到底归谁？是企业、税务部门，还是国家？如果数据被泄露或滥用，企业该如何维权？这些问题看似抽象，却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毕竟，在数据驱动的商业竞争中，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作为一名在财税行业摸爬滚打了14年的“老兵”，我见过太多因数据权属不清引发的纠纷：有的企业发现税务部门将其注册数据“共享”给第三方合作机构，却未告知用途；有的创业者注销公司后，发现自己的联系方式仍在税务系统中流转，导致垃圾短信不断；甚至有同行利用职务之便，将企业注册信息打包出售，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这些问题背后，是法律界定的模糊、监管机制的缺失，以及企业权益意识的觉醒。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税务部门在工商注册中处理用户数据资产所有权的“六重门”，看看如何在监管与企业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 法律界定：数据资产所有权的“模糊地带”要讨论数据资产所有权，首先得明确“数据资产”到底是什么。根据《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数据资产是指“企业因过去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但在工商注册场景中，税务部门收集的数据——比如企业的注册地址、法人信息、经营范围——究竟是企业的“资产”，还是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行政记录”？法律上并没有清晰的答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三十一条提出“国家建立健全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但并未明确税务数据的权属归属；《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同意”，但工商注册中的数据多为“企业信息”，而非单纯的“个人信息”，两者如何界定边界？比如，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属于标识企业身份的数据，其所有权是否等同于企业本身？而税务部门在收集这些数据时，往往以“法定职责”为由，未明确告知企业数据的后续用途和权属安排，这就埋下了“数据权属模糊”的隐患。
更棘手的是，税务数据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身份证明”，属于企业的“私权数据”；另一方面，税务部门需要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税收征管、政策落实，属于“公权数据”。这种“公私交织”的特性，让法律界定变得复杂。比如，税务部门将企业注册数据用于“银税互动”（即银行根据企业纳税信息发放贷款），这种使用是否侵犯了企业的数据资产所有权？如果企业不同意，是否有权拒绝？这些问题在现行法律中找不到直接答案，导致实践中“公权优先”的倾向明显，企业权益往往被忽视。
学界对此也有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新宝认为，“数据权属应分层确权”：原始数据（企业提交的注册信息）所有权属于企业，但经过税务部门加工、分析后的衍生数据（如企业信用评分），所有权应属于国家；而中国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时建中则主张，“数据权属应遵循‘谁产生、谁所有’原则”，税务部门作为数据的“收集者”，仅拥有“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这些理论分歧，进一步加剧了法律适用的混乱。
## 权属划分：原始数据与衍生数据的“分野”既然法律界定模糊，不如从“数据形态”入手，将税务数据分为“原始数据”和“衍生数据”两类，分别讨论其权属划分。原始数据是指企业在工商注册时直接提交的“底层数据”，比如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名册、注册资本证明等；衍生数据则是税务部门基于原始数据加工、分析后形成的“二次数据”，比如企业纳税信用等级、税收风险预警指标、行业平均税负率等。这两类数据的权属，理应区别对待。
原始数据的所有权，毫无疑问应归属于企业。这些数据是企业自主提供的“身份信息”，类似于企业的“数字身份证”。就像你不能随便拿走别人的身份证去办业务一样，税务部门收集原始数据后，仅能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使用，不得擅自处置或提供给第三方。去年我遇到一个案例：某餐饮企业注册时提交了“经营场所租赁合同”，税务部门在后续核查中，未经企业同意将合同内容提供给市场监管部门用于“地址核查”，导致企业因租赁纠纷被曝光。企业最终以“数据滥用”为由起诉税务部门，法院判决税务部门侵权，赔偿企业经济损失。这个案例说明，原始数据的企业所有权，是受法律保护的“红线”。
衍生数据的权属则相对复杂。税务部门投入人力、技术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整合、分析，形成了具有决策价值的衍生数据。比如，税务部门通过分析某企业的纳税记录，生成“A级纳税人”标签，这个标签的价值不仅反映了企业的信用状况，还可能帮助企业获得银行低息贷款。那么，这个“A级纳税人”标签的所有权归谁？我认为，衍生数据的所有权应遵循“谁加工、谁所有，但收益共享”的原则：税务部门作为加工者，拥有衍生数据的“所有权”，但企业作为原始数据的提供者，应享有“收益权”——比如，税务部门利用企业纳税数据制作行业分析报告并对外出售，企业有权获得一定比例的收益分成。
实践中，衍生数据的权属划分往往被忽视。比如，某地税务部门将企业“纳税信用等级”数据打包卖给商业保理公司，用于评估企业还款能力，却未告知企业，也未分享收益。这种行为显然侵犯了企业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虽然民法典未明确数据权属，但“保护数据权益”的原则已得到确立。因此，税务部门在处理衍生数据时，必须明确告知企业数据的用途，并建立收益分享机制，否则将面临法律风险。
## 数据安全：从“收集”到“销毁”的全链条保护数据资产所有权，不仅意味着“谁所有”，更意味着“谁能用、怎么用”。如果数据安全得不到保障，所有权就是一句空话。税务部门在工商注册中收集的数据，涉及企业的核心商业秘密，一旦泄露，可能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比如，2022年某地税务系统遭黑客攻击，导致10万多家企业的注册信息泄露，不少企业因此被竞争对手“精准狙击”，市场份额大幅下滑。这个案例警示我们：数据安全是数据资产所有权的“生命线”，税务部门必须建立全链条保护机制。
全链条保护的第一步，是“收集环节的合规性”。税务部门在收集企业注册数据时，必须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即仅收集与注册业务相关的数据，不得“搭便车”收集无关信息。比如，办理营业执照时，税务部门只需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信息”“经营范围”等核心数据，不需要收集“法人家庭住址”“配偶职业”等无关信息。但现实中，有些税务部门为了“方便后续管理”，会要求企业提供额外数据，这种做法明显违反了“最小必要”原则，也增加了数据泄露的风险。
第二步，是“存储环节的加密与脱敏”。原始数据存储时，必须采用高强度加密技术，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衍生数据在使用时，应进行“脱敏处理”，即隐去企业的敏感信息（如身份证号、银行账户）。比如，税务部门制作行业分析报告时，应将企业名称替换为“企业A”“企业B”，避免通过数据反推企业身份。我曾参与过一个项目，为某区税务部门设计数据脱敏方案，通过“假名化”处理，既保留了数据的分析价值，又保护了企业隐私，这个方案后来被推广到全省。事实证明，技术手段是保障数据安全的关键。
第三步，是“使用环节的权限控制”。税务部门内部应建立“数据访问权限分级制度”，普通工作人员只能查看基础数据，高级管理人员才能访问敏感数据；数据使用必须有“审批记录”，明确用途、使用人、使用期限，确保“可追溯”。比如，某税务干部因工作需要查询某企业注册信息，必须提交书面申请，经部门负责人审批后，才能在“数据安全审计系统”中查询，且查询记录会自动保存，防止“越权访问”。
最后，是“销毁环节的彻底性”。企业注销后，其注册数据应及时从税务系统中删除，或进行“匿名化”处理，避免长期占用存储资源，也防止数据被“二次利用”。根据《数据安全法》第二十一条，“数据处理者应当加强数据安全风险监测，发现数据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数据销毁就是“补救措施”的重要一环。但现实中，有些税务部门为了“省事”，会将注销企业的数据长期保存，甚至用于“历史数据分析”，这种行为显然侵犯了企业的数据“被遗忘权”。
## 共享机制：打破“数据孤岛”与保护隐私的平衡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孤岛”是制约效率的重要因素。税务部门掌握的企业注册数据，如果仅用于税收征管，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比如，市场监管部门需要税务数据来核实企业经营范围，银行需要税务数据来评估企业信用，这些“跨部门共享”能大幅提升行政效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但共享的前提，是尊重企业的数据资产所有权——毕竟，数据不是“公共物品”，不能随便“拿来用”。
建立“可控共享”机制，首先要明确“共享范围”和“共享条件”。税务部门应制定《数据共享目录》，明确哪些数据可以共享（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信用等级”）、哪些数据禁止共享（如“法人身份证号”“银行账户”）；共享必须基于“企业授权”或“法定事由”，比如企业申请“银税互动”贷款时，可主动授权税务部门向银行提供纳税数据，但税务部门不能“主动共享”未授权的数据。去年我帮一个科技企业申请贷款时，就遇到过“数据共享被拒”的情况：企业担心税务数据泄露，不愿授权，但银行又必须看到纳税数据才能放贷。后来我们通过“隐私计算”技术，在不共享原始数据的情况下，让银行验证了企业的纳税信用，最终顺利解决了问题。这说明，技术手段是实现“可控共享”的关键。
其次，要建立“共享收益分配”机制。税务部门将企业数据共享给其他部门或商业机构时，如果产生了经济收益（如银行支付的数据服务费），应与企业按比例分成。比如，某税务部门将企业“纳税信用等级”数据共享给商业银行，银行每发放一笔贷款，就向税务部门支付一定比例的数据服务费，税务部门再将其中30%返还给企业。这种“收益共享”模式，既能激励企业提供真实数据，又能让企业感受到“数据资产”的价值，从而更愿意参与数据共享。
最后，要建立“共享责任追究”机制。如果因数据共享导致企业权益受损（如数据泄露、商业秘密被侵犯），税务部门应承担主要责任，并赔偿企业损失。比如，2021年某税务部门将企业注册数据共享给第三方机构时，因未对机构进行资质审核，导致数据泄露，企业起诉后，法院判决税务部门赔偿企业经济损失50万元，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这个案例说明，“共享”不是“放任”，必须有严格的“责任约束”。
## 企业权益：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管理”的转变在传统的工商注册流程中，企业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税务部门收集什么数据、怎么用数据，企业只能“照单全收”。但随着数据价值的凸显，企业的“数据权益意识”正在觉醒——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注册数据不仅是“行政登记材料”，更是可以带来经济价值的“数据资产”。因此，税务部门必须尊重企业的“数据管理权”，让企业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管理”。
企业的“数据管理权”，首先体现在“数据访问权”上。企业有权随时查询税务部门掌握的自身注册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比如，企业发现税务系统中的“经营范围”与营业执照不一致时，有权要求税务部门更正；企业发现税务部门收集了“非必要数据”（如法人家庭住址），有权要求删除。2023年，某地税务部门推出了“企业数据查询平台”，企业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即可登录，查看自身数据的收集、使用、共享情况，这个平台上线后，企业数据更正申请量下降了60%，说明“数据访问权”的落实，能有效提升数据质量。
其次，是“数据更正权”和“数据删除权”。企业发现数据错误时，有权要求税务部门更正；企业注销或不再需要某项数据时，有权要求税务部门删除。比如，某企业注销后，发现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仍在税务系统中流转，导致其他企业误认为其仍在经营，企业有权要求税务部门删除该代码。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个人请求删除其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应当及时删除”，虽然工商注册数据多为“企业信息”，但“删除权”的精神同样适用——企业对其“初始数据”应享有“被遗忘权”。
最后，是“数据收益权”。企业有权参与数据价值的分配，比如税务部门利用企业数据制作行业分析报告并对外出售，企业有权获得一定比例的收益；税务部门将企业数据共享给第三方机构并收取费用，企业有权获得分成。2022年，某省税务部门试点“数据收益分红”机制，将企业纳税数据共享给银行后，将银行支付的数据服务费的20%返还给企业，这个试点企业平均获得了5000元分红，虽然金额不大，但让企业感受到了“数据资产”的价值，极大提升了企业配合数据管理的积极性。
## 监管创新：技术赋能与多元共治的探索面对数据资产所有权的新问题，传统的“行政监管”模式已难以适应，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多元共治”构建新型监管体系。技术创新能为数据确权、安全、共享提供技术支撑；多元共治能让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数据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
技术创新方面，“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是两大“利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可追溯”特性，能实现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权属留痕”——企业提交注册数据时，数据会被记录在区块链上，后续的每一次使用、共享、修改，都会留下“数字足迹”，企业可以通过区块链浏览器查看数据的流转记录，防止数据被“偷偷使用”。隐私计算则能在“不共享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实现“数据价值挖掘”，比如联邦学习、安全多方计算等技术，可以让多个机构在保护数据隐私的前提下，联合训练模型、分析数据，从而打破“数据孤岛”，同时保护企业的数据资产所有权。2023年，某市税务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合作，利用联邦学习技术分析企业注册数据与经营数据，既提升了监管效率，又避免了数据直接共享，这个模式值得推广。
多元共治方面，应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监督”的治理机制。政府（税务部门）负责制定数据治理规则、提供技术支撑；企业作为数据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应参与规则制定，落实数据安全责任；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数据评估机构）则负责监督数据治理效果，评估数据权属划分的合理性。比如，某省财税行业协会成立了“数据权益委员会”，由企业代表、税务专家、律师组成，负责调解数据权属纠纷，评估税务部门的数据使用行为，这个委员会成立以来，已成功调解数据纠纷20余起，有效维护了企业权益。
此外，还应建立“数据资产评估”机制，将企业的注册数据纳入“数据资产”范畴，进行价值评估。比如，某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信用等级”等数据，可以通过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其市场价值，企业在融资、并购时，可以将这些数据作为“无形资产”入账，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估值。2023年，某科技企业以“注册数据资产”质押，获得银行贷款500万元，这是全国首例“数据资产质押贷款”，标志着数据资产已从“概念”走向“实践”。
## 总结：在监管与权益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税务部门在工商注册中处理用户数据资产所有权，本质上是“公共管理”与“私人权益”的平衡——既要保障税务监管的有效性，又要保护企业的数据资产所有权。通过法律界定权属、划分原始数据与衍生数据、加强全链条数据安全、建立可控共享机制、落实企业数据权益、创新监管模式，我们可以在监管与权益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让数据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而非“绊脚石”。
未来，随着《数据产权制度试点方案》的落地，数据资产所有权的法律界定将更加清晰；随着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技术的普及，数据安全与共享的矛盾将得到缓解；随着企业数据权益意识的觉醒，数据资产的价值将得到充分释放。作为财税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期待看到：税务部门在处理企业数据时，能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在保障监管的同时，让企业真正感受到“数据资产”的价值；企业也能主动参与数据治理，提升数据管理能力，让数据成为核心竞争力。
## 加喜财税招商企业的见解总结在加喜财税14年的企业服务实践中，我们深刻感受到：税务部门对用户数据资产所有权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企业的信任度和营商环境。我们认为，税务部门应坚持“数据向企业赋权”的原则，通过“透明化确权、精细化保护、市场化共享”，让企业数据“活起来”“用起来”。比如，我们建议税务部门推出“企业数据账户”，企业可自主查看、管理、授权使用自身数据；建立“数据权益反馈机制”，及时回应企业的数据诉求；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发“数据资产评估工具”，帮助企业盘活数据资产。只有让企业成为数据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才能真正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