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如何应对市场监管局的反垄断审查？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的持续开放和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案例数量逐年攀升。从特斯拉在上海建厂并购本土零部件企业，到高瓴资本收购格力电器部分股权，再到国际医药巨头通过并购快速切入中国市场，外资并购已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重要方式。然而，伴随着并购热潮的，是市场监管总局对反垄断审查的日趋严格。2022年《反垄断法》修订实施后，经营者集中申报门槛降低、审查周期延长、违法处罚力度加大，不少外资企业因未充分重视反垄断审查，导致并购项目“卡壳”，甚至面临巨额罚款。作为在加喜财税招商企业工作12年、从事注册办理14年的“老兵”，我经手过数十起外资并购项目，深刻体会到：反垄断审查不是“走过场”，而是贯穿并购全流程的“生死线”。今天，我就结合实操经验，从六个关键维度拆解外资企业如何应对市场监管总局的反垄断审查，帮助企业避开“坑”，走稳并购路。

申报材料准备

反垄断申报是外资并购的第一道门槛，也是最容易因细节问题“翻车”的环节。根据《反垄断法》规定，外资并购达到法定申报标准（如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中国境内合计营业额超过120亿元，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中国境内营业额均超过8亿元），就必须在实施集中前向市场监管总局申报。实践中，不少企业因材料不齐、数据不准，被要求多次补充，甚至因“未申报实施”被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10%以下的罚款——这个数字足以让一个并购项目“亏到吐血”。记得2021年有一家欧洲机械制造企业并购江苏某零部件公司，因为把集团在全球的营业额简单相加，却忽略了“中国境内营业额”的界定，导致申报材料被退回，白白耽误了2个月的黄金并购期，最终被竞争对手抢占了市场。

申报材料的核心是“真实、准确、完整”，具体来说要抓住三个关键点：一是股权结构穿透披露。外资并购常通过复杂的VIE架构、离岸公司持股，但市场监管总局要求穿透到最终自然人或国有企业，不能只看表面持股比例。比如某并购项目中，外资通过BVI公司持股境内企业，但BVI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多个自然人，就需要逐层披露每个人的身份及持股比例，哪怕最终控制人持股比例只有1%，也不能遗漏。二是营业额数据要“分拆计算”。很多企业习惯用集团合并报表数据，但反垄断申报要求分“境内营业额”和“全球营业额”，且境内营业额需单独计算每个经营者的数据。比如一家外资集团在华有5家子公司，申报时不仅要提供集团全球营业额，还要提供每家子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单独营业额，以及这5家子公司合并后的中国境内营业额——数据口径错了，整个申报就可能无效。

三是“控制权变更”的证明材料。并购的核心是“取得控制权”，需要提供协议、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证明文件。实践中，有些企业认为“股权过户=控制权转移”，却忽略了协议中的“一票否决权”“董事任命权”等特殊条款。比如某外资并购案中，协议约定虽然股权过户，但境内企业原股东保留对重大事项的否决权，这种情况下就不算“取得控制权”，无需申报；反之，即使股权没过户，但通过协议约定“独家决策权”，也可能被认定为“事实控制”，必须申报。这些细节都需要在申报材料中清晰呈现，避免后续争议。

市场份额界定

市场份额是反垄断审查的“核心指标”，直接决定并购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市场监管总局在审查中，会首先界定“相关市场”，包括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再计算经营者在相关市场中的市场份额——如果市场份额超过一定标准（如横向并购后市场份额50%以上，或纵向并购对上下游有显著控制力），就可能被认定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进而附加限制性条件或禁止并购。我曾遇到一家外资食品企业并购境内某调味品公司，双方在细分市场（如“高端酱油”）的份额加起来超过60%，但因为没提前界定“相关市场”，仍按“整个调味品行业”申报，结果被市场监管局要求重新界定，差点导致项目失败。

界定相关商品市场，关键是看“需求替代”和“供给替代”。需求替代指消费者认为哪些商品可以相互替代，比如“碳酸饮料”和“果汁饮料”是否属于同一市场，要看消费者在价格上涨时是否会从碳酸饮料转向果汁饮料；供给替代指其他经营者能在短时间内（如1年）调整生产转向销售相关商品。比如在新能源汽车并购案中，传统燃油车是否属于相关市场，就要看传统车企能否在1年内转产新能源汽车，且消费者是否愿意接受。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禁止垄断协议规定》明确，界定相关市场需基于“个案分析”，不能简单套用行业标准，这就要求企业提前做市场调研，用消费者问卷、行业数据等证明相关市场的范围。

地域市场的界定则要考虑“竞争约束”。比如高端医疗器械市场，由于产品需要注册认证、售后服务网络覆盖，地域市场可能仅限于“中国一线城市”；而普通消费品市场，由于电商物流发达，地域市场可能是“全国范围”。我曾协助一家外资化妆品企业并购境内代工厂，通过提供电商销售数据、物流半径报告，证明相关地域市场是“全国”，而非仅限华东地区，最终将市场份额从65%降至45%，顺利通过审查。需要注意的是，数字经济下的相关市场界定更复杂，比如“平台经济”中“双边市场”的界定（如电商平台同时服务商家和消费者），需要单独计算“平台一侧”的市场份额，这对企业的数据收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竞争影响评估

在完成市场份额界定后，市场监管总局会评估并购是否“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这是审查的“核心环节”，也是企业最容易“踩坑”的地方。很多企业认为“市场份额低=没风险”，但实际上，即使市场份额不足30%，如果并购会导致“市场进入壁垒提高”“创新动力减弱”“消费者福利下降”，也可能被禁止。比如2022年某外资半导体企业并购境内某芯片设计公司，虽然双方市场份额合计仅15%，但并购后外资可能控制关键技术，阻碍国内其他企业发展，最终被禁止实施。作为从业者，我常说：“反垄断审查不看‘规模大小’，只看‘竞争影响’——哪怕是小鱼吃小鱼，也可能让池塘里没水了。”

评估竞争影响，需要重点分析三个维度：一是横向竞争（同业合并）。这是最常见的风险点，比如两家生产同类药品的企业合并，可能导致药品价格上涨、供应减少。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禁止的某国际药企并购境内药企案，就是因为双方在“某罕见病药物”市场是主要竞争对手，合并后可能“垄断定价”。企业需要提前做“竞争影响模拟”，比如分析并购前后价格变化、供应量变化，甚至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竞争影响评估报告》，证明并购不会排除限制竞争。二是纵向竞争（上下游合并）。比如外资汽车零部件企业并购境内汽车经销商，可能导致零部件供应与汽车销售捆绑，排除其他零部件供应商的竞争。这种情况下，需要证明“没有封锁效果”，比如经销商仍可从其他供应商采购零部件，或者市场上有足够的替代选择。

三是潜在竞争影响。有些并购虽不直接减少现有竞争者，但可能“扼杀潜在竞争者”。比如某外资互联网巨头并购境内初创AI企业，虽然双方在现有市场份额不高，但初创企业是未来潜在的竞争者，并购可能阻碍技术创新。2023年某社交平台并购某短视频公司案中，市场监管总局就重点审查了“潜在竞争影响”，最终附加了“不得限制被并购公司技术创新”的限制性条件。企业应对潜在竞争影响，可以主动提出“保持被并购企业独立运营”“开放技术接口”等承诺，向监管部门证明并购不会抑制创新。

救济方案设计

如果并购被认定为“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企业并非只能“放弃并购”，而是可以通过设计“救济方案”降低风险，附加限制性条件后通过审查。救济方案分为“结构性救济”和“行为性救济”，前者是“拆资产”，后者是“改行为”。实践中，80%的附加条件案件都采用行为性救济，因为结构性救济涉及资产剥离，操作复杂且可能影响并购初衷。我曾参与过某外资家电企业并购境内空调企业的项目，双方在“高端空调”市场份额达55%，通过设计“开放专利技术、允许竞争对手使用核心压缩机技术”的行为性救济，最终顺利过审——这让我深刻体会到：“救济方案不是‘妥协’，而是‘双赢’的智慧。”

结构性救济的核心是“业务剥离”，即剥离并购后可能产生垄断的部分业务，确保剥离的业务能独立运营。比如某外资啤酒企业并购境内啤酒厂，可能需要剥离部分区域的销售渠道或某个子品牌。设计结构性救济时，要重点考虑“买方资质”——剥离业务的买方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技术和运营能力，否则可能导致“剥离失败”。2020年某外资医药企业并购案中，因剥离业务的买方是行业新进入者，缺乏生产经验，被市场监管总局否决了救济方案，最终导致并购终止。企业应提前寻找“备选买家”，并签订“意向协议”，确保剥离可顺利实施。

行为性救济则更灵活，常见的有“开放技术”“禁止排他性条款”“价格上限控制”“定期报告”等。比如某外资电商平台并购境内生鲜平台，可能被附加“不得要求商家独家入驻”“不得提高技术服务费”的条件。设计行为性救济时，要避免“空洞承诺”，比如仅承诺“保持竞争”而没有具体措施，而是要量化、可执行。我曾协助某外资物流企业设计救济方案，承诺“3年内对中小客户运价涨幅不超过5%”，并接受市场监管总局年度审计，这种具体承诺更容易获得认可。需要注意的是，救济方案的设计要“精准匹配风险”，比如针对“封锁竞争”风险，就设计“开放接口”；针对“价格上涨”风险，就设计“价格上限”——不能“一刀切”，否则可能被认定为“不足以消除限制竞争效果”。

合规体系搭建

反垄断审查不是“一次性任务”，而是“全流程合规”的开始。很多企业认为“拿到批准书就万事大吉”，却忽略了并购后的持续合规，结果因“违反限制性条件”被罚款。比如某外资车企并购案中，承诺“不限制经销商销售其他品牌汽车”，但并购后通过“返点政策”变相要求独家销售，被市场监管总局处以上年销售额3%的罚款——这种“阴沟里翻船”的案例，我见过不止一次。搭建并购后的反垄断合规体系，是企业“安全着陆”的关键。

合规体系的第一步是“内部责任分工”。企业应设立“反合规官”，明确法务、财务、业务部门的职责：法务部门负责监控限制性条件执行，财务部门负责提供营业额数据，业务部门负责落实具体承诺（如开放技术）。比如某外资制药企业并购后，由研发总监负责“开放专利技术”的执行，定期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技术使用报告，这种“专人专责”能有效避免执行疏漏。第二步是“合规培训”，尤其对业务部门员工，要让他们知道“哪些红线不能碰”。比如不能因并购后对供应商有控制权，就要求“独家采购”；不能因掌握了经销商资源，就“限制转售价格”。我曾给某外资零售企业的销售团队做培训，用“真实案例+情景模拟”的方式，让他们明白“一句话承诺可能违法”，培训后违规行为减少了70%。

第三步是“持续监控与报告”。对于附加的限制性条件（如“市场份额上限”“价格限制”），企业要建立数据监测机制，定期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执行报告。比如某外资化工企业并购后，每季度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产品销售价格表”“客户名单”，证明没有实施垄断协议。同时，企业要建立“内部举报机制”，鼓励员工举报违规行为，及时发现并整改问题。最后，并购后的“整合”也要注意合规，比如不能因“统一管理”就取消被并购企业的独立核算，导致市场份额计算错误——这些细节，往往决定了合规的成败。

审查沟通协调

反垄断审查不是“企业单打独斗”，而是与市场监管总局“双向奔赴”的过程。很多企业害怕“沟通”，认为“少说少错”，但实际上，主动、专业的沟通能大大提高审查效率。我曾遇到一家外资新能源企业，因担心“泄露商业秘密”，拒绝提供核心电池技术的成本数据，结果被市场监管局“无限期审查”，最终主动补充材料后才过审——这种“因小失大”的教训，值得所有企业警惕。审查沟通的核心是“专业、透明、及时”，既要维护企业利益，也要配合监管部门履职。

申报前的“预沟通”是“事半功倍”的关键。根据《反垄断法》规定，企业可以在正式申报前向市场监管总局进行“商谈”，咨询申报标准、材料要求、相关市场界定等问题。比如某外资并购案中，我们通过预沟通，提前明确了“相关地域市场为华南地区”，避免了后期材料大改。预沟通时，企业要准备好“初步方案”，包括并购背景、股权结构、市场份额估算等，用数据说话，而不是“空口白话”。市场监管总局商谈部门的工作人员经验丰富，他们的建议往往能帮助企业“少走弯路”。

审查中的“主动沟通”能化解风险。市场监管总局在审查中可能会提出“补充材料”“进一步说明”的要求，企业要在规定时限内响应，且理由要充分。比如市场监管局质疑“市场份额计算方法”，企业不能简单说“我们按行业标准”，而是要提供消费者调研报告、行业白皮书等证据，证明计算方法的合理性。2022年某外资食品企业并购案中，我们用“3年内的销售增长率”“消费者替代率”等数据，说服市场监管局接受了“相关市场为‘高端儿童零食’”的界定，最终顺利过审。此外，如果审查遇到“卡点”，企业可以申请“听证会”，当面陈述理由，提供证据——听证会不是“对抗”，而是“澄清”，用好这个机会，往往能打破僵局。

总结与前瞻

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反垄断审查，是一场“规则与智慧的博弈”。从申报材料准备到审查沟通协调，每一个环节都考验着企业的专业能力和合规意识。总结来看，应对反垄断审查的核心是“提前布局”：并购前做尽调，评估反垄断风险；并购中做申报，确保材料真实、数据准确；并购后做合规，落实限制性条件。作为在财税和注册领域深耕14年的从业者，我见过太多企业因“侥幸心理”翻船，也见证过不少企业因“专业准备”成功——反垄断审查不是“门槛”，而是“过滤器”：它能过滤掉不合规的并购，也能让真正有竞争力、有利于市场发展的并购走得更稳。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开放和《反垄断法》的不断完善，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将更趋精细化、数字化。比如“数字经济”领域的并购审查，可能需要关注“数据要素垄断”“算法合谋”等新问题；“绿色低碳”领域的并购，可能需要评估“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企业不仅要懂“法律规则”，还要懂“行业趋势”，用动态的视角应对审查。同时，市场监管总局也在探索“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对“有利于技术创新、提高效率”的并购，可能会给予更多空间——这要求企业在“合规”的基础上，更要证明“并购的积极价值”，比如增加就业、推动技术升级、提升消费者福利等。

总之，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查，考验的是企业的“合规力”和“洞察力”。只有敬畏规则、提前准备、专业应对，才能在这场“博弈”中胜出，实现“并购成功”与“市场健康”的双赢。

加喜财税招商企业见解总结

在加喜财税招商企业12年的外资并购服务经验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反垄断审查是外资并购的“必修课”，更是财税合规的“试金石”。我们不仅协助企业梳理申报材料、界定市场份额、设计救济方案，更从“财税架构”角度优化并购结构，比如通过合理设计股权层级、控制权安排，降低“申报触发风险”；在并购后，我们帮助企业搭建“全流程合规体系”，将反垄断要求融入财务核算、业务流程，避免“因小失大”。未来，我们将持续关注反垄断监管动态，结合14年注册办理经验，为外资企业提供“法律+财税+注册”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在中国市场“合规落地，稳健发展”。